【原创】文/汐溟

当事人合作创作或共同投资影视作品，影视作品的发行价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有直接影响，价格变动事关双方共同的权益。如果当事人约定一方负责发行，且发行有最低价，若低于该价格发行将由负责发行的一方补足差额，若发行由另一方负责后，该义务是否发生转移？

2021年1月25日，甲乙签订《电视连续剧联合投资摄制合同》，约定：甲乙双方共同投资摄制电视剧；本剧由双方投资摄制，投资比例为甲70%、乙30%；本剧总投资为人民币8300万元。2021年4月5日，甲乙签订《电视连续剧中国大陆地区传统媒体发行补充协议》，约定：第一条，本剧第一轮中国大陆地区传统媒体发行权暂仍归乙，如乙未能于2021年4月26日前实现与浙江卫视的首轮黄档上星签约，自动放弃该发行权，该发行权转归甲。第二条，甲乙双方确认本剧首轮上星发行方案为：浙江卫视独播，每集价格不得低于220万元。未达此底限不得与其签本剧发行合同，否则，由乙补足上述底限差额给甲。2022年3月24日，甲与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签订《影视节目播映权许可合同书》，约定：该剧的播映权许可费用按每集200万元计。

乙认为，补充协议约定与浙江卫视播映权授权价格每集不得低于220万，甲以每集200万元的价格与浙江卫视签约，违反合同约定，应承担补足差额的责任。甲则抗辩称，补充协议中关于补足差额的约定内容仅约束乙，对甲没有拘束力。甲的抗辩主张是否合理？能否成立？

首先，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约定，“本剧第一轮中国大陆地区传统媒体发行权暂仍归乙，如乙未能于2021年4月26日前实现与浙江卫视的首轮黄档上星签约，自动放弃该发行权，该发行权转归甲”。根据我国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，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。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。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。协议第一条约定具有附条件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，即在2021年4月26日前，传统媒体发行权由乙享有，如此期限前未能与浙江卫视签约，则传统媒体发行权转归甲。乙未能在2021年4月26日前与浙江卫视签约，自2021年4月27日，该剧传统媒体发行权由甲享有。

其次，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“甲、乙双方确认本剧首轮上星发行方案为：浙江卫视独播，每集价格不得低于220万元”。双方对每集220万元价格最低发行价的约定，针对的对象是涉案电视剧，是投资标的，事关双方共同的利益。特别是在甲投资比例占70%的情形下，发行最低价对甲利益的影响尤巨。既然直接关系到双方共同的利益，每集不低于220万的约定应该是对双方均有效，并非仅约束一方。且甲投资占比70%，甲更应遵守该约定，发行价应高于发行最低价，不该低价发行。

再次，按一般的行业习惯，在合作或合伙关系中，对单一产品的定价应该由双方共同决定，而且，针对同一买方，价格不会因卖方不同便有差异。

第四，双方的合同目的是制作电视剧后获得发行收益，发行价格直接决定各自的投资利益。价格越高越符合各自的利益，或者提高价格是双方共同的目的。如果调整价格，也只能是加价而非降价。降价对双方都无益。

第五，尽管补充协议第二条中存在“未达此底限不得与其签本剧发行合同，否则，由乙补足上述底限差额给甲”的约定，如甲所称，该义务的主体确实是乙，但其约定的基础是发行权，即谁享有发行权，负有发行责任，谁就负担该义务。发行权主体变更时，该义务也会相应变更。即如果乙是发行权人，该约定约束的是乙，若发行权人变更为甲，则该约定约束的便是甲。

最后，依据甲的主张，对最低发行价格的约定只是约束乙，对甲没有拘束力，则甲可以任意价格亦即大幅降低价格发行该剧，该解释显然有违诚信。

本文案例改编自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0）浙01民终1961号民事判决书